那是一個連在偏遠鄉村辛苦墾耕過活的人，都會被捲進來的激烈變動時代。 本書的主題是清代臺灣的墾荒與地權。墾荒作為一種制度，首先展現的就是國家的土地政策和稅收管理，凡是無主荒地依法須向基層縣官請准之後，才得以招佃墾殖，且在墾成之後陞科納稅、登載帳冊，成為民可自世其業的民田。 研究墾荒制度的目的並不在於強調清朝統治臺灣的制度性規範，而是試圖理解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的互動發展。這是因為墾荒制度是在清初地方官員爭奪土地與稅收的環境下擴大發展，而移民社會則是在拓墾定居的過程中形成；清朝統治二百餘年期間無疑是臺灣最重要的移墾階段，特別是適於農墾、人口聚集的西部平原，而這同時表示官府的行政管理成為重建與理解臺灣社會的關鍵。

「但問旗民」，意思即為「不分滿漢，但問旗民」。 清代統治者常刻意避諱滿、漢問題，故有「滿漢一家」、「不分滿漢」的用語；加上「漢化政策」的實施，在當時社會似乎看不到滿、漢的明顯差異。但實際上，清代統治旗人、漢人是不同的，因此本書討論清代統治下的旗人與漢人、法律對待族群與性別上的差異，可從滿漢的行政組織、族群與性別等三方面，來比較兩者之不同。 本書分為上下篇。上篇：探討旗人皇族婦女的家庭地位、內務府旗婦的法律地位、旗人婦女的財產權、旗人的家庭糾紛、內務府官莊的情形等；下篇則從漢人的命案、婦女拐逃案件、犯姦案件等，來了解漢人社會在清代統治下的真實生活面貌。

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展开全部)

本書以平埔族岸裡社群作為主要案例，探討清代臺灣的治理部署與抗爭政治。除說明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如何在國家權力策略性的治理部署與底層──「熟番」與「奸民」──的對應行動和反抗下，生成與轉化之外，同時試圖闡明國家權力在十九世紀時於前述常態治理體制之外兼行運用權變部署，「兼用經權」，利用漳泉客社群分類矛盾分化漢人社會，終至以權害經，造成民間武力的坐大與失控，以致殃及前者。 藉由探究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生成與危機，作者釐清國家權力利用生番／熟番／漢人族群歧異、分帶隔離治理的策略部署，並說明其如何適得其反地造成十八世紀末臺灣史上最大的動亂：由沿山漢人界外私墾勢力發動的林爽文事件。藉由分析與三層制配套成形的番政變革，進入熟番社內，探究國家權力為達成與熟番族群的結盟策略而進行的收編和滲透，如何造成平埔族社會內部的階層分歧、內鬥以及裂解離散。 透過體制分析，本書首度為...(展开全部)

本書把西方科哲發展區分成前孔恩、孔恩與歷史取向、後孔恩三個時期，這三個時期也標誌了議題、方法和理論重心的轉移。前孔恩時期包括邏輯經驗論和波柏的否證論。在孔恩與歷史取向時期，本書先以專章討論孔恩，隨後對準拉卡托斯和費耶阿本關於理性方法的爭論，再討論勞丹和蘭吉諾對於進步與價值的分析。後孔恩的科哲，則著重三大議題：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社會建構論與其燃起的「科學戰爭」大爭論、科學結構與發展的模型與演化觀。本書最後對台灣本土科哲發展的歷史作一個回顧與展望。 一本在台灣出版、以中文寫作的科哲教科書，應該反映出台灣科哲本身的發展進程，反映出台灣本地科哲學者的關懷重心和討論重點。因此，本書內容大量引用台灣科哲學者對於西方科哲家、議題、概念和理論的分析、討論、批評與解答。

本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教授二十年來的研究心得，針對思想史的發展與學術史的分析，向關心歷史與思想的讀者，提出一個通論性的展示和一個明確的歷史觀察。 他認為：思想的力量是可以超越歷史決定論的限制而創造發展的，他便是據此信念探討中西史學思想的種種問題而完成本書。 全書共收分十七篇，主要論題可分為下列五項： １討論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 ２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 ３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及有關史學的一般問題， ４對紅樓夢這部小說提出新的看法，並檢討當前紅學考證 運動得失， ５評析探討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 ６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 基礎

在今天這個影像掛帥的時代，電影與歷史間的密切關係已是天經地義，雖然不久前的20世紀中葉，影像的地位還飽受質疑，一直到60年代電影才終於有資格為歷史做見證。本書回顧了電影與歷史間的這場攜手過程，並省思兩者間的互動與弔詭。看電影如何從歷史資料升格為歷史使者，並進而在本身的製造過程中介入歷史、消費歷史甚至創造歷史。

《歷史與思想》不斷重印，是我的著作中流傳最廣而且持續最久的一部，在我個人的學術生命中具有極不尋常的意義。 ──余英時 從1970年到1976年余英時先生先後發表了〈從宋明儒學的發展論清代思想史〉、〈清代思想史的一個新解釋〉、〈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等文，開啟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與新視野。 這些文章收集在1976年出版的《歷史與思想》，此後年年再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書中商榷中國（（專制）政治傳統和反智論的關係，並從內在理路的觀點解釋明清思想變遷的問題，同時也討論歷史知識的性質，評析西方古典時代的人文思潮，探究文藝復興與人文思潮的關係，以及現代工業文明的精神基礎。 書中特別收入余先生為讀者撰寫的〈新版序〉，為此代表著作的成書過程做了最完善的回顧。

韋伯的史學 韋伯在近代社會學發展史上的奠基者地位，掩蓋了他作為一個歷史學者的名聲，儘管如此，在他著作裡──即使是最為理論性的建構──歷史仍是最主要的泉源之一，這一點似乎也可說是韋伯之外的另兩位社會學大師，馬克思與涂爾幹的共通特徵。 韋伯在大學及研究所期間專攻法律，然而正如他母親海倫所了解的：「法律學之類完全不適合那孩子的個性。……其實，很早以前，法律的歷史發展已比法律的運用更能引起他的興趣。」他在１８８９年提出的博士論文《中世貿易公司史》（ZurGeschichtederHandelsgesellschaftenimMittelater，１８９１）年的大學講師資格審查論文《羅馬帝政時代農業史》（DieromischeAgrargeschichteinihrerBedeutungfurdasStaatsundPriva...(展开全部)